从身份到契约的保险运动

许多学者把这种人们之间的一切权利关系只有通过契约才有法律效力的社会称为“契约社会”。而在此之前,话说得远点,在古代欧洲和中国,决定人们之间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不是“契约”,而是“身份”。人们生活在一种宗法关系网中,父对于子,夫对于妻,君对于臣,贵族对于奴隶,身份不一,地位有异,家庭和君父握有生杀予夺之权。所谓身份高贵者可以奴役、蔑视、屈辱、遗弃身份低贱者。这种“身份”定终身的状况,经过数千中国保险消费者问题年的发展,经历从野蛮到文明进步,到了近代社会才有了改观,并逐渐被身份平等、契约自由的法治观念和制度所取代。
这一过程,在138年前,被一个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在他的《古代法》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借用梅因这个著名的比喻,我们可以把今天中国2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理解为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一个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变化过程。不是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身份”曾经发挥过多么大的威力!极端的例子,如“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到“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不同的出身具有特殊的决定人一生的意义,一般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像城里人与乡下人、干部与群众、国营与私营、单位与个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往往是“公”身份具有主宰力和特权,而“私”身份(私人和个人)却不被承认,或是恩赐和限制权利的对象。
中国这2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冲决“身份”网罗的过程,就是一个确定身份平等、契约自由、诚实信用、自负责任的法治原则的过程。就是一个公民权利得到全面实现和保障的过程,必须承认,在契约社会下,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所有权、生命权、身体权、劳动权、专利权、信用权、隐私权、贞操权、选举权等等,这些权利不是谁赐予的,而是“天赋”的、“自然”的。对于正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中国来说,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完成了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型过程。一切,尚未有穷期。